当即找来了几名男生

2018-01-16 10:15

按规定,做手术须先交纳押金,须经家属签字同意。这两项要求,对我来说确是个很大的难题,因为:我的家远在几千里之外,他们不可能赶来为我签字;家中经济十分困难,我的学习和生活费都是靠人民助学金,绝无可能汇钱来交押金。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,学院领导紧急研究决定:特殊情况特殊处理,先由学院付了押金;辅导员孙老师代表家属签了“同意手术”的字。我被抬到手术台时,医生严肃地对我说:“这次的手术风险极大,你要有思想准备啊!”听后,我坚决地回答道:“我不怕,就当供你们做个试验,为医学作点贡献吧。兴许手术成功了,我还能再见到你们哩!”后来我得知:医生们对我的胸、腹部实况检查后,最终实施的是:“ads括约肌狭窄成形术及胆囊切除术”。手术历时14个小时,一直进行到次日上午10点才结束。从我的胆囊中取出了一块鹅蛋黄大小、像鬼蒺藜一样四周带刺、深褐色的结石。

母校啊,这些年来我都一直把您的救命之恩牢记在心,并把对您和党的感激和报答之情,落实到实际的、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去。今后我仍然会坚持不懈,继续努力做您的好学生、党的好儿女。

守候在我病床前的同学见我醒来后十分惊喜,她告诉我:手术那天晚上,学院里可热闹啦,学院广播站的喇叭一直在喊:请大家注意,院党委号召全院师生员工,结合实际学习雷锋精神,请大家为六六精密合金班的张文福同学献血(因我在手术中出现了几次缺血性休克)吧!很快,操场上陆续聚集了上万名学生和教师自愿献血。先后从学院开出了数十辆车次的大卡车,分批将愿为我献血的师生送到医院,进行严格的体检和筛选。最后确定了8名血型与我相同、身体特别健康的男生给我直接献血。整个手术过程中,同学们一共给我输了4800毫升血液。我听了后激动得大哭了一场,恨不得立即跪下向恩人们说声“谢谢”!我从内心深处感谢救过我命的恩人们。

刚出院的头几天,我连路都不会走,饭也吃不下。我们宿舍的同学每天早上搀扶着我学走路,鼓励我坚持锻炼,我身体各部位的活动能力逐渐得到了恢复;学生食堂的工友们,每天都为我做病号饭,准时送到宿舍来,我很快就恢复了食欲,能和正常人一起吃饭了。没过多久,我就基本康复了。

直到手术后的第7天,我才醒来。只见我的胸、腹、腰部全都绑裹着纱布带。从右下腹的纱布下冒出来一根管子,管子的另一端接着一个瓶子,瓶子里装着一些黑黄色的液体(胆汁);床底下有一台机器在抽胆汁;鼻孔和食道都插着管子。

我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奔波,走遍了祖国山河之后,有一件事依旧使我终身难忘,这是与我生命攸关的大事。

在我住院期间,我得到了医护人员对我的特别护理;同学们,尤其是我们班的女同学,轮流到医院为我值班、护理,时刻不离地守候在病床前精心地照顾我。我终于奇迹般地活了过来。半个月后,我出院了。

1961年秋天,我赤着双脚、背着小木箱,独自一人,从祖国的西南小山村(重庆市郊的农村)来到位于祖国东北的大城市沈阳市“东北工学院”(东大前身),开始了5年的大学生活。当时的我可以说是风华正茂、豪情满怀。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,要为祖国的冶金事业作出大的贡献。

但是,我的身体却有些不太争气,胸、腹经常疼痛。每到那时,我采取的办法是:能忍就忍,实在忍不住时,就到学院医院,拿些胃药、止痛药服用,过一两天就不疼了。到了1964年4月8日,正当全国上下纪念“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”一周年之际,我突然感到胸口痛得厉害,经学院医院值班医生诊断为“胃病”,给了些治胃的口服药。可是,连服了3天药后,疼痛不但没有消除,反而更加剧烈,还伴有39℃的高烧。班长得知此事后,当即找来了几名男生,还借来了一辆三轮板车,迅速将我送到学校医院。这一次值班医生诊断为“胸膜炎”,决定立即送我到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。为确保万无一失,辅导员老师和我班几位同学随同前往。

这次生死攸关的考验,使我终生难忘。危急关头,若是没有学院领导的大力号召、并积极采取措施,若是没有同学和老师们对我全力帮助,若是没有医护人员及时对我进行抢救,我早就没命了。总之,是亲爱的母校拯救了我,是敬爱的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!

该医院急诊大夫确诊为“腹膜炎”,立即收我住院。外科的主任和病房值班医生再一次对我进行了检查。因为那个年代没有b超、ct、核磁共振等先进诊疗设备,只能凭医生经验确诊。医生初步确诊为“急性胆囊炎、胆结石”。同时告诉我们:“若再晚来一小时,胆结石就会将胆囊戳破,胆囊穿孔了,胆汁流出来,就很难收拾,其他脏器遭到胆汁的侵蚀,病人就没救了!”于是医院决定对我立即进行抢救性手术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:现今,“胆囊切除”只能算一个小型的手术,县一级的医院都能做;甚至不用在肚皮上拉开一个大口子,打个小洞就行了。而在当时,据医生讲:“这种手术在全国实属罕见,风险极大。”

从4月初到7月放暑假,我都因为生病未能上课,落下了许多课程。为使我的学习能跟得上,班上的同学们为我抄笔记,对我进行个别辅导。我自己也下了决心: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,以百倍的努力,把落下的课程全部补上。结果,在第二学期开学前参加补考,落下的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八九十分以上。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惊喜,向我表示祝贺。我清楚地知道,这完全是大家无私帮助的结果。就这样,我万分幸运地跟着原先所在班级继续上课,直到1966年的大学毕业。